新华网西藏樟木４月２９日电
卷帘门一拉到底，扣上一把铁锁，提起几个包裹，张积利一家５口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的小川菜馆，也离开了不知何日才能再回的樟木镇。
４月２９日，尼泊尔８．１级强震后第４天，４２５０余名群众全员撤离樟木。
因重大自然灾害威胁而撤空一座城镇，在西藏是第一次，在世界地震史上也不多见。
短短数小时，曾经繁华的中尼边境小镇樟木已成空城。
孤岛与空城，一个艰难的决定
２９日中午１２时许，细雨。
樟木镇抗震救灾协调指挥部的简易帐篷下，电话铃声响起。
西藏聂拉木县委书记王平拿起听筒，听了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随即对着电话重复：“是，全员马上撤离！”
在电话那头下达指令的，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此次尼泊尔大地震，樟木是中国境内灾情最重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已有９人死亡，部分房屋倒塌，９５％的房屋倾斜、开裂。在地震发生后的近８０个小时内，樟木断路、断水、断电、断信号，一直处于“孤岛”状态，“粮食只能维持三天”的保守估计更是让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28日１６时５０分，通往樟木的最后一段塌方山路抢通，被困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地震以来，樟木经历了三次大余震，没有新的人员伤亡。然而，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危险正悬在头顶上。
勘测表明，受尼泊尔强震和多次余震的强烈冲击，樟木地质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次生灾害。
樟木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陡峭的山腰上。一位当地干部说，万一半面山坡垮下来，整个镇子连城带人“包了饺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撤走全镇居民不是一件小事。这个东、西、南三面与尼泊尔接壤的边陲小镇已有千年历史，如今是西藏最大的边境通商口岸，西藏自治区９０％以上的边贸和全国９０％以上的对尼贸易在此进行。
这里是近２０００名当地居民的故土，也是中尼两国数千商贾和打工者的财产、家业所在。一旦宣布撤离，不知有多少人的命运将从此改写。
更为严峻的是，刚刚打通的樟木通往外界唯一通道，受到塌方等威胁，至今仍险象环生。要把４０００多人安全有序地转移出去，谈何容易？
位于日喀则、拉孜等地的安置点早已做好准备，但对于西藏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２８日中午，陈全国将这一决定电话通知聂拉木县委副书记、山东援藏干部李东时，还特别交待“做群众工作时要注意方法”。放下电话，李东拿起对讲机：“各安置点所有负责人注意，立即到指挥部开会！立即！”
最初的决定并不是“全员撤离”，而是“每三到五家可以留一个人看守财产”。可是，当日下午至深夜持续六七个小时的瓢泼大雨，促使决策者们下了更大的决心。
２９日中午，樟木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得知：大家都撤！马上撤！
走与留，没有选择的选择
八九十岁的老阿玛们舍不得走。在祖祖辈辈生活的樟木镇之外，哪里都是异乡。
外来的生意人们也舍不得走。历经了长则二三十年、短则近十年的樟木岁月之后，他们像本地人一样在这里扎下了根。
“川都小吃”的老板何世美上月重新装修了小吃店。仅仅“五一”三天假期，就可望带来上万元收入。来樟木的１１年里，这些收入维持着全家生活、孩子读书，还要接济远在四川农村的父母。
然而，震后停水停电，从成都运来的几百公斤牛肉眼睁睁地腐烂了。这一走，扔下各种家当和刚刚交完的新年度房租，损失数万元。在这位４２岁的中年男人看来，地震过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但如果离开赖以生存的樟木，全家的支柱就垮了。
何世美的损失不是最大的。另一个四川人张正洪的“瑞林商务宾馆”原计划“五一”开张，上百万元的投入付之东流。两个星期前从别人手里接下快递站的河南人赵庆忠，这才接送第４批快件，业务就断了线，损失十多万元。情况更糟糕的是一位皮鞋进出口公司老板——地震前一天，价值两百多万元的货物刚从成都运抵樟木。
在樟木做生意的，四川人居多，也有来自浙江、福建、山东、陕西等地的人。他们经营着宾馆、饭店、超市和纪念品商店，在中尼公路时常阻断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艰难拓展旅游业的红利。他们的发展路线图也高度相似：多年前初来樟木做些小买卖，起色不错，便呼朋唤友前来创业；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则不惜通过贷款投入更大的生意。
可以预料的人生轨迹，被一场不期而至的地震按下了暂停键。“我的全部财产和全家老少都在这里，回老家只有一个结果：一穷二白，无力还债。”张正洪说。
不愿离开，哪怕只是暂时告别——然而，在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席卷而来的现实面前，走与留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选择。
撤离命令传来，３０岁的黄丽君二话不说，出发。经过另一个帐篷，“青年旅社”的女老板向她打招呼说：我不走！黄丽君贴着她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对方轻叹一声，开始收拾行李。
你说什么了？我们问。黄丽君一边走向集合点，一边讲自己的故事。
山崩地裂那一刻，她正在从尼泊尔旅游归来的路上。直径近一米的大石头砸在车头，司机很快没了气息。前方５米远的一辆尼泊尔客车，包括一个婴儿在内的３３人全部当场遇难。整整走了三天，穿过乱石欲坠的山崖，经过一排一排的尸体，黄丽君走回了中国樟木，与以为她已经遇难的亲人相拥痛哭。
前方是安全，身后是全家三代人经营了几十年的产业和可能将一切毁于一旦的危险。黄丽君毫不犹豫，选择前行。
“我告诉她，生命只有一次。”黄丽君说。
中国人与尼泊尔人，两个方向的回家路
舍不得离开的，不仅是中国人。
“樟木什么都好，好吃的多，下班了还能跳舞。”“茶园宾馆”尼泊尔服务员卓玛说。１７岁的她在这里打工已经两年。地震时，她一个人在餐厅值班，吓得钻进桌子底下哇哇大哭。
卓玛的家距离“友谊桥”也就五六分钟车程。家人无恙，但房子和父母经营的饭店都坍塌了，她想回家看看。
地震发生以来的每一天，都有小伙伴们尝试向尼泊尔境内步行，却因为塌方不得不返回樟木。随着政府发出撤离命令，卓玛决定，哪怕步行上四五个小时，也得立即回家。“雨季到了，留在这里更危险。”
聚集全国各地商户的同时，樟木镇还有几百名来自尼泊尔的打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餐厅和宾馆当服务员，爱上了中餐，也会说流利或简单的中文。地震发生后，他们与中国同伴们挤同一顶帐篷，吃同一口锅里的饭菜。
在这个国际化色彩浓厚的小镇上，肤色从来不是阻碍交流的问题。
德国人迈克尔·托埃勒和女友刚刚入住樟木镇中心的一家宾馆，地震就来了。他和当地人一起动手搭帐篷。“虽然语言不通，他们喜欢冲我笑，我们合作很棒。”托埃勒说，“救援人员送来毛毯，帮我们加固帐篷。”
这是托埃勒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地震，也让樟木镇的尼泊尔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与尼泊尔太近了”。
“尼泊尔地震了，樟木也晃得厉害！”１９岁的曼纳什很羡慕撤离至拉孜等安置点的中国人，日喀则、拉萨都是他向往的城市。
在“一品轩”餐厅工作近一年，曼纳什月收入合人民币2000多元，是在尼泊尔打工的３倍。卓玛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寄给父母和在加德满都上大学的哥哥，曼纳什则自己攒着，希望未来创业当老板。
除了不多的饼干和水，离开樟木时，曼纳什几乎没带什么东西，只有他的女朋友卓玛相伴。采访结束时，卓玛一个劲问：“这里什么时候能建设好？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得知重建时间可能比她期望的要长，小姑娘满脸失望。问及今后打算，这对尼泊尔小情侣几乎同时回答：“等樟木恢复了，就回来。”
作为撤离樟木的一个主要群体，２９日，几百名尼泊尔打工者沿着与中国人相反的方向，踏上回家之路。
与卓玛相比，曼纳什的家远得多。按照最坏的打算，他大概得走上一个星期。
“路坏了怎么办？”他答：“走小路。”
“迷路了怎么办？”他答：“沿着波曲河，不会丢。”
全长４４５公里的波曲河发源于西藏聂拉木县波绒乡，经樟木进入尼泊尔后汇入印度洋。这是中国与尼泊尔的界河，也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枚重要坐标。
告别，不知何时归来
４月２９日１３时１５分，樟木镇群众陆续向镇外转移。
最早一批乘车撤离的是１７名伤员。在警车的带领下，数辆救护车无声地闪着应急灯，驶向山外。
拎着各色包裹，背着背包，拖着拉杆箱，有的扶老携幼，有的孤身一人——在樟木唯一的一条街道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撤离者。
不时发生的滑坡阻断了刚刚抢通的道路。当地政府直接管理的汽车只有２０多辆，但他们征用了全镇２００多辆大货车、皮卡车、面包车、越野车、小轿车，自备车辆的，都尽可能多捎几个街坊邻居以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上车！快！快！”３５岁的渣土车司机索朗摇下车窗，对着等待的群众大吼。话音刚落，一群人涌向卡车的露天车厢。
大家都称“老张”的商贩带上了他在八九年前收留的流浪聋哑人。年近６０岁的“老张”来樟木做生意１８年了，撤离时，他没有丢下这位老流浪伙计。
２０岁的仓决抱着养了５年的狗“小白”，背着一个几乎只能装下一双鞋子的包，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车辆不够，有的群众只能徒步撤离。成都军区某边防团驻樟木一连集合全连官兵，除了留下站岗的，其他人出动护送群众，一直送出１２公里外比较危险的“五道线”，确保他们安全通过之后才返回。
山路上浓雾弥漫，林木葱茏，耳畔传来鸟鸣和山溪的轰鸣。本该是绝美的风景，此刻却危机四伏。不时看见滚落的巨石横在路中间，最大的一块竟有小屋般大小。
连长许荣锋带队连续送走３批、１０００多名群众徒步过“五道线”，已是下午５点多了。他连早饭还没吃。“才反应过来一直都没上过厕所，也没有饥饿的感觉。”
并不是所有人全部撤离。驻樟木官兵奉命留下，坚守戍边卫国的职责。
离开时，一户藏族群众把出生２０多天的一窝小狗托付给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