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来，为了加强对苗疆的经略和控制，明廷在以镇溪（今吉首）、筸子坪（今凤凰）等湘贵交界处设置土司，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力图隔绝“生苗”和“熟苗”，明代学者和官员因而编绘《麻阳图》《楚边图说》等苗疆地图。
清初在苗疆地区继承明代中后期的地缘格局，康熙中期加强对湘西地区苗疆经略，设置凤凰营，湘贵交界处逐渐纳入王化，而贵州东南和广西东北地区的苗疆仍在王化之外，甚至并未建置土官。康熙晚期，康熙帝亲自主持、中外人员联合测绘全国疆域，绘成《皇舆全览图》，其中在贵州东南和广西东北地区绘有三块注记为“ 生苗”的区域，这些区域内未设置任何土官或政区，属于内在边疆中的化外之区，直观表现了康熙朝西南苗疆状况。雍正年间，雍正帝将治国重心放到制度改革和政区调整上，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将原来未设土官的生苗地区逐渐纳入王化之下，设置政区，开辟“千里苗疆”。随着清廷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的进行，清王朝权力的真空地代——“生苗”空白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政区，作为“内在边疆” 和 “化外之区”的苗疆最终消失。
在雍正朝清廷在全国推行政区调整、改土归流、开拓苗疆的过程中，雍正帝先后命内务府官员根据全国疆域政区的变化，适时绘制《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十五省总图》等疆域政区图，以展现其施政成果和历史功绩。这些地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权力的内在构建与拓展。
另外，为了表现苗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 雍正朝的官员和学者大力搜集西南族群的风土人情资料，编绘大量以“百苗图”为代表的西南民族风俗图谱。疆域政区图和“百苗图”分别表现苗疆土地和族群，成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掌握疆土、施政管理的有效工具，又是一个国家疆域版图、地域法统的象征和表达。明清两朝的地图直观展现了这一时期苗疆的变迁，反映了明清两朝朝廷或是官员的苗疆观和苗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