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模式是研究气候系统变化机理和预估气候系统未来变化的重要工具（IPCC，2013），已经成为当代气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Eyring，et al，2016）。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CMIP）的模式结果直接支撑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的撰写（周天军等，2019，2020），对古气候的研究、未来气候变化的预估、政府决策的制定、政府间协议的签署等有重要意义（Yang，et al，2017）。由CMIP3至CMIP5，有众多学者利用CMIP模式结果对其相关领域进行充分研究。但是由于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成因复杂，且受到青藏高原大地形以及复杂下垫面的影响，全球气候模式对中国气候降水特征的模拟能力仍有不足（胡芩等，2014）。研究表明，CMIP5对华南地区降水的模拟偏小，对西部高原降水的模拟偏大，总体而言模式能较好地模拟降水冬弱夏强的季节变化（陈晓晨等，2014）。中国中西部，其他研究结果（姜大膀等，2004；高学杰，2007；Jiang，et al，2015）同样得出CMIP5存在较大的虚假降水中心，青藏高原及附近存在较大误差等。但是，CMIP5对极端降水的模拟能力在区域平均和趋势方面整体上优于CMIP3（Chen，et al，2015）。此外，吴佳等（2015）的研究表明，CMIP5集合模拟的中国区域平均降水对升温的响应较观测弱，而极端降水对升温的响应强。从2016年开始，第6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的模拟数据至今已基本提交完毕，相较于前代CMIP，CMIP6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了一种新的、更具联合特色的组织结构，它将许多试验，包括许多单独设计的模式比较计划纳入联合活动，以此来满足气候学界日益广泛的科学需要（Eyring，et al，2016）。历史试验作为CMIP6的准入门槛之一（O'Neill，et al，2016），可以用来评价模式再现不同时间尺度气候要素的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不同强迫敏感性试验的结果（Pascoe，et al，2020；Wu，et al，2019），所以对历史试验的评估相较于其他试验的评估有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背景下，全球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频率显著增大（Easterling，et al，2016；Berg，et al，2013；Donat，2016）。相较于温度的长期持续升高，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更容易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Zhang，et al，2020），因此对极端降水准确的模拟及预估尤为重要（Prein，et al，2017；Bai，et al，2007；Chen，et al，2012；周波涛等，2020）。对于中国大部分区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降雨日数明显减少（Liu，et al，2005；Zhai，et al，1999），但是年降水总量却显著升高（Zhu，et al，2011；Yao，et al，2008；Xu，et al，2008），即极端降水事件的强度明显增大（Wang，et al，2012；Sun，et al，2013）。一些学者利用高分辨率区域模式（Gao，et al，2011；李东欢等，2017）、CMIP5中的耦合试验（李双林等，2012）对中国未来降水和极端降水的预估结果表明，21世纪未来中国极端降水事件在全国将普遍增多。此外，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研究表明，华北和东北中部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缓慢上升趋势（Qian，et al，2007；Wang，et al，2005），而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呈较强的上升趋势（Gemmer，et al，2008；Li，et al，2018）。尽管中国大部分区域的降水强度都增大，但是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南部，尤其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南部（Wang，et al，2009；Fan，et al，2014）。此外，吴佳等（2015）研究显示在持续变暖背景下，未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对变暖的响应比南方地区要强，表明未来这些区域发生暴雨和洪涝的风险将增大。因此，中国地区极端降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CMIP6模式能否准确模拟中国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是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关于评估CMIP6模拟能力的工作。例如，Chen等（2020）评估了CMIP6模式对全球重点区域极端气候的模拟能力，发现CMIP6可以较好地重现中国和北美地区极端降水在东南和西北两地的显著差异，Zhu等（2020）利用12个CMIP6模式比较了CMIP6与CMIP5对中国极端气候模拟能力的差异，表明CMIP6多模式集合相较于CMIP5多模式集合对气候态和年际变率两方面的模拟能力都有较大改进。但是，由于上述研究较早开展，使用的CMIP6模式在数量上相对偏少，且评估的极端降水指数也相对较少，因此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