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红符号诞生:移动社交网络中的景观消费
1.景观:一种媒介化生活方式
景观“是被图像中介了的人和社会关系”[6]，依据德波的阐释，景观社会与媒介化消费息息相关。在广泛的文化研究领域，景观已经成为一套惯常修辞，用来形容传播科技尤其是可视化媒介所建构的表征秩序。景观本身将社会作为视觉图像奇观表现出来，其根植于大众娱乐和公共生活领域，同时成为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之一[7]。透过将消费方式符号化，景观社会的影像生产成为人们当下生活的主导性模式[8]，也重新改造了人们在实际行动空间的认知与体验。
在传播科技发展之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内容空间将个人参与纳入，进一步加强了媒介文化的景观特征[9]。尽管德波强调的景观社会在于告诫现代生活中的异化需求以及分离的社会关系[10]，不过，移动互联网重新整合了“物”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Humphreys指出，线上用户虽然可能从未到过某个地方，但在接触社交媒体时，仍会产生何人与何事环绕身边的感觉，于是形成彼此间的社会熟悉感。换而言之，人们透过移动信息网络改变了自身群聚和交往模式，得以协商出日常生活实践中新的公共空间[11]。依据潘可礼的观点，数字网络最为重要的特征即在于“没有身体在场的概念空间......”，人们透过想象力进行个体展演和身份塑造的经历验证着一种“发明自我的过程”[12]。因而，数字网络用户所消费的文化景观映射的是一种“生存状态”，是环绕景观而生成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由此观之，景观透过媒介再现了不同群体的生活样态，景观建构成为一种策略性的文化生产方式，投射出影像视觉、大众文化和信息资本主义之间的相关性[13]。围绕具象事件或事物而生成的景观意象也与这些生活实践一道被类型化，占据着现代社会信息感官的中心位置。
2.线上景观的网红化及其社群参与
网红可视作“表现性媒介”的标志，尽管社交网络被认为充斥着自我个性化表达，但特定网红话语的形成，则意味着不同程度自我呈现的趋同性[14]。面对移动社交网络应用的兴起，网红这一概念在信息交互的富媒体环境下，其意涵不断扩大，从具体人物和关键意见领袖，至一处景点、一件衣服甚至一杯奶茶，都可被冠以“网红”之名。可以说，网红现象本身即基于群体作为人们与社会的联结中介，“在群体的共同行动中寻找秩序与规范”[15]，体现了个体私人生活的公共化机制。
形形色色的网红符号构成了线上文化消费的独特景观。“网红”作为众多不同社群的一种“文化标签”，不仅标志着社会的多样性，并使这种多样性分门别类，有章可循[16]。这种网红类型化的形成，包含了用户不同程度的日常媒介实践，譬如追捧性的打卡行为[17]。因而，网红作为独特的景观符号和社群参与活动融为一体，无法予以分割。Marshall曾提出“双向镜面投射”比喻，认为用户的自我呈现经由媒介作为镜面，塑造了屏幕上图像和文本的流通，并反过来影响了线上内容生产本身[18]。尤其在日益强调联结性的平台社会，人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逐渐卷入到数字平台与用户行为的复杂互动当中[19]，用户话语与叙事也就基于网络化平台的内容生产、接受、消费与传播，经由集体再叙述，整合为一致性的景观叙事。
3.移动社交网络与用户日常实践
景观是媒介消费的核心。景观生成的既有形态本身并非重点，塑造景观的过程才是重点。而这一塑造过程，则是由用户不断追逐新的标的物，发展这一标的物的生活实践所建立的。如Penner强调，景观造就的对商品与“物”的崇拜固然意味着一种“分离”，但在高度数字媒介化之当下，研究者应当更为注意景观乃是如何成为“庆典”，呈现人们同时作为观看者和行动者的一体化情境[20]。诸如以网红文化为代表的景观生产与消费已演变为移动社交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之一。并且，对这些线上内容的凝视与认知，还显著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决策[21]。Lindell就以YouTube网站的糖果评论节目作为案例，调查发现网红频道能够对观众的购买和吃糖偏好产生实际影响[22]。在分享、追随网红符号的体验和参与中，用户输出的内容也往往更易塑造社会信任感[23]，使得人们得以建立多向度的社会关系纽带。
“日常生活通过以无数方式侵占他人的领地来创造自己”[24]。针对景观社会消费，过往媒介研究多着重文化批判或个体对既有规训和秩序进行的抵抗。不过，一如林德(Ledder)等人提及，特定知识领域的常态总是源植于日常生活的知识话语[25]。如果我们将网红视作一种景观化的“文化制品”(cultural artefact)，就无法忽视人们运用修辞或技术手段，展现其行动自发性的实践面貌。尤其随着数字媒介成为人们社会行为不可估量的依赖之物，社交网络平台为日常媒介实践创造了非常具有原生性的文化解释[26]。基于移动短视频平台的网红景观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