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是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重要地区之一，也是长江文明的中心区域，在史前时期曾创造出独树一帜、丰富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特征等展开研究总结，对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变历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格局
长江中游地区主体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同时包含周边邻近地区。区域周围四面环山，中部在古代为沼泽地带。长江自西向东流过，汉水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奠定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分为西北部（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西南部（洞庭湖平原及峡江地区）、东部（江汉平原中北部）三个文化区块的地理基础。
与三大地理区块大体相对应，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先后包括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二是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先后包括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下层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系统早期主要分布在东部，之后分布范围逐渐扩大，至屈家岭文化时期覆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三是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先后包括裴李岗文化、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朱家台文化。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公元前6500—前5000年）。西南部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同属洞庭湖平原的皂市下层文化虽大部分因素承袭自彭头山文化，但出现许多新的特征。而分布在相邻的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面貌则更接近彭头山文化，一般认为是由后者的主体迁徙至峡江地区发展而来。从核心文化基因来看，三者仍属同一文化系统内的谱系变迁。西北部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裴李岗文化，但该地区的分布比较零星。考古证据表明，裴李岗文化还曾向西南深入峡江地区的宜都一带，以枝城北H1为代表，与大溪文化系统发生了碰撞。此时期，东部尚未发现明确的文化遗存。第一阶段长江中游的主要文化格局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与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接触与交流。
第二阶段（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东部先后有属屈家岭文化系统的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及屈家岭下层文化。边畈文化仅小范围分布在汉水以东的钟祥地区，油子岭文化范围有所扩大，分布于东部主要地区，与大溪文化大致以汉水为界并存。屈家岭下层文化范围则进一步扩大，除东部外，还拓展到西南部，逐步取代了大溪文化在洞庭湖平原的分布。西南部先后有大溪文化系统的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同时期的柳林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二者属亲缘关系，在西阴文化的影响下共同演变为大溪文化。随着屈家岭下层文化的扩张，大溪文化在西南部的分布范围开始缩小，至大溪文化晚期，退出了洞庭湖平原，收缩到峡江地区。西北部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及朱家台文化。后冈一期文化曾少量进入东部，西阴文化则较大范围地介入东部和西南部，对两个地区的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西阴文化瓦解后，西北部的相关遗存演变为朱家台文化。朱家台文化与同时期的屈家岭下层文化、大溪文化晚期之间文化联系密切。第二阶段长江中游的总体文化格局是东部、西南部、西北部三个文化系统的三足鼎立，彼此之间交融互促，较为突出的特征是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强势发展。
第三阶段（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包括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继承前面相关文化的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形成后大规模扩张，分布范围急剧扩大，除了原有的东部，还拓展到原来大溪文化系统分布的西南部、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分布的西北部，导致后二者瓦解，结束了长江中游之前多个文化系统林立的局面，整合了长江中游地区。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还开启了对外强势扩张的历程，广泛进入黄河中、下游多地，深刻影响了北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格局与文明进程。石家河文化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一格局。
第四阶段（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来自中原的煤山文化进入长江中游，基本控制了长江中游的主要地区，屈家岭文化系统随之瓦解。我们认为煤山文化属早期夏文化，其进入长江中游导致该地区文化系统瓦解这一事件，学界一般将之与文献中的“禹伐三苗”对应。自此，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完整地融入中原华夏系统。
二、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演进及其特征
我们考察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四个阶段的生业经济、聚落、墓葬、宗教等方面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文明进程在前三个阶段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第四阶段则因早期夏文化全面进入导致本地文化传承瓦解。具体来说，第一阶段的彭头山文化发现有大量稻作遗存，如陶器、红烧土块中夹杂的稻壳及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稻米等，后者经鉴定属原始古栽培稻类型，可以认为存在相对稳定的早期稻作农业。但同时出土有较多的野生植物种子和野生动物骨骼，表明采集和狩猎仍是生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形态以八十垱遗址为代表，是一处面积3.7万平方米的环壕土围聚落。其下挖的环壕与内侧堆起的土围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被看作是新石器时代城址的雏形。聚落内还发现具有特殊功能的大型高台式建筑和小型深坑类遗迹。公共设施的修建反映了聚落内社会权力的出现。墓葬整体数量不算多，大多分布在房址周围，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规格和数量的差异不大，功能上以炊器与盛器组合为核心，表明对粮食分配权力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是当时社会的核心资源。
总体来看，该阶段人群开始集群定居，建设共同的村落，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但渔猎和采集仍占据着生业经济的重要地位，开始出现社群公共权力，但社群内个体之间相对平等。
华南地区比彭头山文化更早的新石器遗存有广西甑皮岩一至三期、庙岩，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大多分布在山地，多为洞穴遗址，个别为岩厦遗址，其中年代相对略晚的玉蟾岩、仙人洞和吊桶环还发现了古栽培稻线索，但生业均以渔猎、采集等为主。至彭头山文化时期，随着稻作农业技术的相对成熟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变化，古代人类开始放弃原始洞穴生活模式，走出山地，定居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原地区，优先选择了更具有持续性和保障性的农业生产性经济。
第二阶段，长江中游地区遗址数量大增、分布范围扩大，广泛出现定居村落。生业经济除西南的峡江地区因地理环境原因仍以渔猎为主外，其他地区开始广泛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辅以渔猎，如澧县城头山遗址揭露出结构清晰的稻田遗迹。研究表明西北部为稻旱混作农业，其他农业生产地区均为稻作农业。家猪饲养逐渐取代渔猎，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相比，农业生产比较安全，产出相对稳定，产量高，可以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