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呵呵，终于有文博子好事者传来了三张“闽粤通衢”的高清照片，疑惑解开了一大半。凭认识几个古字的水平，又大着胆子猜想一下，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出攻击一番。
尽量放大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碑额全部（坛上不能传高清的，需要高清照片者请留言），正中的“闽粤通衢”四个大字仍然烁烁生辉，右边有“万历庚戊年敕奠 田良思 黄国盛 杨大厚 陈厚永 黄宇X 廖文普”。左边落款是“知石城县事岳阳李德明 典史王维实（？）康熙丙辰年重修“。上方有一行关键性的小字：” 乾隆甲辰年春知石城县XX孙绪惶暨XXX修”。看得出，这块碑是一个事迹总成。也就是说，这是后人（孙绪惶知县）修缮后把前任（李德明知县王维实典史（清朝，知县相当于书记，典史相当于县长），明万历庚戌年的田某等人）的事迹和碑都留下重新镶嵌好，把自己名字写的那么小小的放在前人留下的碑的上面边上。最后这位孙知县做了善事后还不忘前人，可谓是诚信而且谦虚的好人，在今天也难得，应当大赞一下。
现在有较严肃的说法是：“明代镇武楼与“闽粤通衢”。镇武楼旧称元帝阁，位于城北兴隆街入口处，也称“敌楼”、“箭楼”，最高达13米、长为12米。该楼上建楼阁、下跨通往福建、广东的孔道，凡过往客商无不憩息于此。始建于明万历庚戌年（1610），清康熙丙辰（1676年）知事李德明重修，并署其门曰“闽粤通衢”；乾隆甲申（1764年）知事孙绪煌复修，并加勒其名于门额”。这是籍贯广东丰顺的北京客家学学者冯秀珍写的《石城客家调查研究》论述里的引述，跟碑上的内容基本吻合，该是考察过碑写的。
但冯女士的另外一段话（也是现在方志采用的，也是口头志谱最流行的说法）：“自古以来，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道，堪称咽喉之地。明万历年间石城镇武楼门额勒石“闽粤通衢”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就使人有点疑惑啦。
一、是冯女士自己否定自己，前面说是清康熙丙辰知事李德明重修，并署其门曰“闽粤通衢”，而自己后面又说“明万历年间石城镇武楼门额勒石“闽粤通衢”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 实际上，如冯女士所说，这碑的确是清康熙年立的（乾隆年间的县志是提到这个碑，并说是改旧称镇武行祠为元帝阁，并门暑曰闽粤通衢），而明万历年间建的楼并没有这个碑。冯女士把这个碑改换了朝代提前了大半个世纪，惹得现在大家都这么说。
冯女士也说此地曾叫元帝阁（社庙楼阁常用的名），而镇武楼的名字是孙知县修缮后的乾隆后期才开始这么叫的，提明代镇武楼，未免也提前太早。城楼规模当不大，左边是后稷庙（旧称配天庙），右边是琴郭寺。明万历年间始建的城楼已无可考，但肯定不是什么名楼巨廊，匾额上记的是田良思等六位布衣而不是名士或领导（当然不是说只有政府名士才能修名楼，如果是历史名楼则同期历史资料应该有一点描述痕迹或碑记之类）。也许是一个普通的楼，也许就是一个大门（以前在一条小街两头总是有个城门楼子或大门的是常见的）。
二、是乾隆甲辰（1784年）知事孙绪煌复修，而不是“乾隆甲申（1764年）知事孙绪煌复修”。这也提前了二十年。此当是学者的视力有限的眼误。
目前，关于“闽粤通衢”碑，其伟大影响赞叹和研究论述成果，宛如缤纷落英，满天彩霞。本人是非常佩服修建者的努力和碑文的美妙书法的，尽管我不是文博子，我的方向是应用数理统计，属于数学类，但认识漂亮书法字的能力还是有点，有一定的思维能力也不假，但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碑的伟大历史意义如此重大的：
百度词条解释：“闽粤通衢”是客家人中转、南迁的见证物，名闻海内外。镇武楼，旧称元帝阁，又称“闽粤通衢”，位于石城县城廓头街，清代以前是石城旧城北关门楼，是古代通往广东、福建的必经关口。该楼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10年），门额上刻有“闽粤通衢”四个大字。镇武楼是一座造型独特的城楼。楼内通长12米，有阁楼、瞭望窗，上下关联，气势雄壮
客家赣州网解释：闽粤通衢给人的感觉是灵魂的震撼。它远没有梅岭“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商业繁荣，但它同样有过“万足践履，冬无寒土”般的热闹，因为客家人世代南迁北返的脚步千年来根本没有停歇过。它从来也没有过梅花的芬芳驱逐寒冬的冷意，梅岭的雄峻营造一山意境的诗画情景，但它这条千余米长的客家店铺构筑成的通衢，留住了将趋往闽地或粤境的老客，它的这条千年未息的载舟渡客的滔滔琴江河，迎归了无数正返回赣南故土的新客。
胡希张、张维耿等学者在《客家风华》中指出：“对于客家民系来说，石城更是‘客家通衢’，是南迁汉民走向客家民系的大门”。
冯秀珍学者写的《石城客家调查研究》中指出：“自古以来，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道，堪称咽喉之地。明万历年间石城镇武楼门额勒石“闽粤通衢”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
许名桥学者《从石城“闽粤通衢”看客家民系的孕育和形成》中指出：“我们清晰地看到，闽粤通衢在完成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闽粤赣的历史使命后，它并没有沉寂。明清两代它又成为沟通闽粤赣三地经济的大动脉。食盐、粮豆、土纸、蓝靛、夏布、烟草、竹木、山货、畜禽、海味、干货、水果、百货，凡此商品货物等等，你来我往，全面打破地域性的限制，形成了客家大三角的商品流通，构建了闽粤赣三地经济的内外循环。”
不理解啊不理解，实在可能是学理科的逻辑思维很注意，反而就没有了形象思维能力了吧？求大家批评批判指出思维误区在哪里，不胜感激。大家也不要老沉默哦。这里且不提成年时间和名称的许多误认（上面有详细勘误），就其伟大历史意义的辩证来说，下面是我找到的几个似乎答案又似乎非答案的答案：
一、关于“自古以来，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道，堪称咽喉之地。”
答：从江西入闽翻越武夷山是很多路口的，铅山、黎川、南丰、广昌、瑞金、会昌都有通道，并不比石城的大畲-石壁的路难走。实际上，石城人自己走汀州贩盐时也不一定走这条路。他们还可以走下水到福建或经瑞金到汀州。除石城过站岭到宁化这条入闽通道外，武夷山北部铅山的分水岭（关）、广昌到福建邵武的梅岭古道、南城的杉关古道、瑞金到长汀的新路岭和黄竹岭等，也都是武夷山的通道隘口，而且不比石城站岭（张坑）影响小。如秦始皇军队“结余干之水”攻击闽越走分水关；汉王温舒一军出梅岭攻越人六城之一的乌坂城（在福建邵武）；杉关在南北朝时是江西土著周迪和福建土著陈宝应之间来往要隘，后来章昭达奉召讨伐周陈时也是走的杉关；瑞金长汀的两个隘口更是赣南人走汀州贩盐的重要通道（甚至石城人也常走），当然，历史上石城宁化的站岭通道较晚时也有大队军队通行，如南宋绍定三年晏头陀义军往来赣闽主要走这条道。但影响要晚些，这是石城作为赣江和抚河的源头发源地，实在是太偏僻啦的缘故（武夷山隘口已经难翻越啦，何必费事费力地走到四周都是大山石壁的石城再翻越呢？）。
闽粤通衢说来，也就是文人雅士对现实世界观测视野大小的下笔美谈，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象征。说闽粤通衢的还有福建汀州，他们倒是更有理由说说，因为除陆路通广东近外，还有水路通。而石城要直接通广东，则是有点说笑。明代石城名士熊懋官在立碑同时期的《建东门浮桥记》（天启二年（1622））文里也说：“邑控章贡上游，琴坝二口汇绕城左，东渡其要津也。无论衢交八闽，即田园樵牧，悉属河之东，其渡者日接踵不可指数。，，，，石邑僻处一隅，舟车厄塞，防此当为痣疣，而民间私创之桥敢以谋利，况上邻盱汝，东界闽汀，西通宁瑞，皆菽粟运输捷径，独此桥能擅其禁哉？予尝游学二粤，每一钩带之水，辄桥以济，如通都大邑，则长桥卧波，南北并峙，未尝称病，而幺麽一桥，乃啧啧烦言，何杞人之过计也。，，，”（全文见本网坛的贴《石城县城东门桥来由证》附录）。同一时期（还略早些），同是知县身分，同是文人雅士，还是石城人的熊老夫子则没有后来者的浪漫，务实的多啦。石城就是“衢交八闽”（这还是特指城左的琴河东边武夷山区）、“上邻盱汝（盱水，抚河源头，发源于广昌、石城和宁都三县交界的灵华峰。汝河是抚河的古称呼），东界闽汀，西通宁瑞”，这并不是他孤陋寡闻，他“尝游学二粤（闽越南粤即今福建广东）”，也是出过广东福建的远门到浙江安徽福建做过县官的，他就不是从石城就一下子跨过去的，而是做游子去的。郭沫若先生还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及武夷一小溪”句，八十年代福建有人引用这句做装潢，引得桂林人群起攻之呢。所以，文人的浪漫文采不应跟现实实际来对接。事实上，此楼和碑建立以来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在人们的生活记忆中留下多大回忆，一直默默无闻，晚在上世纪八十九年编撰的《石城县志》，里面根本就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此楼此碑。然而，万万庆幸的是这块碑没有继续沉默下去：当年李德明知县的诗意巧笔，恰好迎合了九十年代初平地刮起的新说法新潮流，进而促使这座楼和碑变得如日中天般地影响和重要起来。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上的状况不应随着人们的观点更新而更新。要说孙绪煌知县就是个好榜样呢，以前的什么人做了什么，照原样复制保留记录下来就足矣。
二、关于“它同样有过“万足践履，冬无寒土”般的热闹，因为客家人世代南迁北返的脚步千年来根本没有停歇过。它从来也没有过梅花的芬芳驱逐寒冬的冷意，梅岭的雄峻营造一山意境的诗画情景，但它这条千余米长的客家店铺构筑成的通衢，留住了将趋往闽地或粤境的老客，它的这条千年未息的载舟渡客的滔滔琴江河，迎归了无数正返回赣南故土的新客。”
答：那就有人要就说拉，就算这碑的文学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碑匾下的廓头街每天人来人为车水马龙，从这里过琴江走石壁入福建下广东总是对的吧？答应仍然是否定的：
a. 廓头街作为一个普通的民居小巷是普通的，长长的南北走向是石城琴江中水城关段的狭窄的南北走向地势决定的。县城和城附近类似的民居小巷（即能称的起街的）还有十字街、西外司前街、东南乡（仙源坊街），县辖内有丹阳、龙岗等。
b.迄今没有任何文物和同期历史资料证明古时这里是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的一个中原移民集散转运街(当然廓头街的交通地位是很重要的，是北边外地人、本县上水段人群进入县城的要道，但这个意义之外的意义则谈不上)。迄今在廓头街能找到的古建筑也就是天后宫和三口水井之类，没有超出本地普通民居的日常需要。也没什么饮食、人员住宿、车马服务或什么一条街之类或别的什么服务机构的旧址，本人做中学生的时期，在这个碑下天天走过4年时间之久，廓头街上也有十多位本街的土生土长的同学，也从未听过这里有什么繁忙移民外地客商的中转落脚故事或说法或传奇。
c. 相反地，由于石城的极端地理偏僻性，那个时代，进出石城的外地人非常有限，且这有限的交通交流也集中在县城西-宁都这条官道上。这也从当时的历史资料可以了解到。据明代地方志描述，当时石城唯一的驿馆-琴江公馆（近代的老县政府、老电影院即原城隍庙对面）也在明成化九年（1473年）才建立。名士董越为其落成撰写碑文（江西宁都人董越（1430-1502），字尚矩，明成化五年（1469）张升榜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两次奉旨出任科考官，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就这么一个宝贝驿馆，可见不仅外地过客少，就是来石城办事官吏也不多。到了明嘉靖甲申年(1524年)，移至西门口（近代的石城旅社地址），才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府（旅）馆。而类似的府馆同期在于都宁都瑞金都有多所。再就是这些零星的饭铺（近代饮食服务公司（店））和小旅馆也主要集中于城西、杉柏、半径等往宁都的官道上（1536年明代方志明确记载：“铺（按：指饭铺和旅社）：县前、杉柏、半径。俱县西达宁都。”）。这些是正常合理的，因为那时，石城宁都的官方联系和民间交通仍是主要的。而像现在人所想象的中原移民绵绵不截川流不息的来石城来城北廓头街，实在是找不到证据。当然，我们不妨设想有哪么一天能在廓头街挖到一个三百年以上的古代茶楼或酒肆的遗址，遗址里又发现一本营业日志，日志里记录着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中原、福建、广东客商移民走廓头街经过到这些茶楼饭铺来歇脚打尖吃饭饮马。若有这样的发现，除学者们以外的人发出的议论（包括明代人编撰的方志）则绝对都是谬论。也许真有这么样的一本书早就掌握在有真理的人们手上，那就不知道拉。
d.从拙文《石城话、广州话及百越民族词浅显对比》里面整理的近五百多个基本底层石城话与广州话和南方百越族系语言中的意思读音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对照来看，一部广州话正音字典的除普通话里有而按广州话发音的，还有虚词、助词、感叹词、外来词等以外的，其基础底层词的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在石城话里面有对应（意思发音的相似度大于百分之九十）。相当程度的文化同源是不可否认啦。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现象的？大家试着猜猜看吧。一个解释是收集整理者是个大傻子，他在想入非非，嚼蛆胡说八道。这个解释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对比表在“石城论坛”（4月20日）和人气旺盛的百度“粤语吧”（5月4日）部分刊出后，都是赞同认可的，有几个粤语网友还要求寄视频出来追捧一下，有的则希望实地旅游见证（毕竟外头人没有那么多高贵感，较容易认同他人或他乡文化，不会一味追求那么多“高尚”啊、“正宗”啊、“纯”啊的缥缈感觉）。另一个解释是交通地理偏僻的地区外来文化移民交流少，保留的古代语言和习俗就越多，所以地域上没有联系反而使用古代语言上相似度更高（现在也有人说，只有会哇石城话，走遍天下也不怕。其实不光走遍粤东地区，走遍其它地区也对，当然知道各地的发音和语法规则更好）。这还可以从另一个有趣现象解释。和石城话很相近的除宁都这个传统联系区外，竟然是与石城这块赣闽山区隔着遥遥赣江的赣湘山区，如铜鼓、修水、湖南浏阳（部分地区）。理由还是同一个，他们都是最偏僻的山区与外界交往和移民少，保留古代文化语言和习俗多。大水漫过一片低洼地时，总是淹没水流方便的低洼流动带，偏僻的土坎土坡往往是最后淹没的。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