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机缘巧合，我们家族一点点揭开了家族史上的一段光荣历史。它是属于我的太太爷（高祖——爷爷的爷爷）王克真的一段光荣历史。而这份光荣也是青田在那个年代的缩影。
按照青田县彭括村《王氏宗谱》记载，我们家属于彭括村王氏五房后裔。五房人有侠气，自始祖王纯始。据族谱记载：“讳纯，字孔昌，分五房。由武功赐本县丞，治政四十二年。”据清光绪版《青田县志》记载：“王纯，一都[1]人，有勇略，能捕盗，乡人赖之。明正统间，事闻上，即除本邑丞，特诏终身官此职，历四十二年。”明代彭括王氏五房始祖的侠气一脉相承。后来的历史证明，我的太太爷也是义薄云天之士。太太爷属义字辈，名诚存，字克真，他的人生轨迹确实也符合“义”之意。
一、华侨之家里的第一个华侨
根据族谱记载，太太爷出生于光绪甲辰（1904）年。太太奶是青田温溪人，姓单。大约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太太爷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同乡一起背井离乡，远赴荷兰打拼。
太太爷在1956年回到了新中国，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只大皮箱，里面有皮衣、皮包和一包荷兰金币。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脚穿牛筋底皮鞋，风度翩翩。但遗憾的是，他失语了，只能发出单音比划着表达。爷爷说，他是在国外为革命被人毒哑了。但实际上，爷爷也只是在不记事的年龄和太太爷生活过一年。1957年，太太爷就因脑出血去世了。当时，我的爷爷还只有4岁。我们无法知道太太爷在国外经历了什么，他因失语没有留下任何片言只语。
太太爷曾留下一张很帅的照片，但是在爷爷盖新屋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我没有机会一睹他的容颜。荷兰金币帮助爷爷度过了艰苦的岁月。皮衣在艰苦年月里也被爷爷当了养家糊口。皮包在爸爸上小学的时候还当作书包使用过，但后来也不见了。如今只剩下两只皮箱。一只皮箱一直被使用着，干干净净的，没有找到太太爷留下的任何印记。另一只皮箱因多年没有使用蒙尘，翻遍角角落落，只在箱子底部发现一张粘贴的外文便签残稿，可能是坐飞机时贴上去的，上面依稀能辨认出：destinantion，LISBON.这说明，太太爷当时中转或直达的目的地是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而便签上部分已经被撕掉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太太爷的外文名，遗憾失去了一个重要线索。因为太太爷回国后的护照等信息都没有留下，我们翻遍了青田县档案馆1949年至1958年的相关史料，都没有发现太太爷的私人信息。太太爷的人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谜团。
太太爷生前一定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身后，我爷爷的5个姐妹在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陆续都出国了。我的五个姑婆全部在西班牙创业，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在异国他乡创下了基业，站稳了脚跟，并养育后代，成为侨二代、侨三代。我们家族成了新时期的华侨之家。
而我的爷爷和姑婆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是，太太爷才是我们家的华侨始祖，而且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坚信太太爷在国外干着地下革命，彭括乡间老一辈人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二、青田侨联的印证
2024年4月，还在国内度假的大姑婆陪同从西班牙回来的长青团[2]伙伴，去青田华侨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里。而这成为我们稍稍拨开太太爷历史谜题的开端。
对于很多青田华侨而言，青田侨联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或给他们提供政策的帮助、精神的栖息，或为他们提供寻亲的线索、交际的桥梁，或将他们先祖的光荣历史挂在墙上、写在书里。我的大姑婆就在青田侨史研究者言小海先生的介绍里，听到了荷兰华侨的抗日名单，她敏感地想到了太太爷，结果竟然在展柜的名单里真的找到了“王克真”三个字，而且还不止一次出现。太太爷的神秘历史就从此刻开始向我们一点点揭开面纱。
之后，在言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拿到了和太太爷相关的7份史料。
青田侨联提供的这7份史料十分珍贵，是青田侨联花费多年时间从国家图书馆等处找来的无数资料中的一小部分。这7份史料是欧洲爱国华侨创办的两份抗日报刊《抗战要讯》和《祖国抗日情报》，史料时间都是在1939年欧洲华侨积极响应和支援国内抗日这一时期，其中提到的重要组织有全欧华侨抗日联合救国会、荷兰洛塘华侨救国会、荷兰阿埠华侨救国会、旅和（荷）华侨救国后援会等爱国组织。
此外，经与青田其他涉侨史料相应证，这7份史料重复提到的几个名字中，青田荷兰华侨除了王克真外，还有王志南、陈彬、陈特轩、金梦仙、王玉岩等；与青田华侨有交集的比较重要的非青田籍华侨，有王以康、吴日明、张振英、张国枢、蔡建民、薛大贵等。
我不知道1939年前太太爷是怎么到荷兰的，以及在荷兰又从事什么工作？与太太爷同时出现在史料中的青田籍荷兰华侨陈彬先生，于1986年编写完成《荷兰华侨简史》，1991年荷兰松柏联合总会予以出版，青田侨联存有该书复印件。从该书可知：“（浙江青田人）二十世纪初有取海道经法国马赛转来荷兰和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莫斯科至柏林转至荷兰贩卖青田石雕和纺织品生意。1918年世界大战和平后有些留下来在法国参战的华工（青田人）转来至荷兰当船员和做小商贩生意。最先至荷兰的青田参战华人是王志南先生。”[3]
据爷爷分析，我的太太爷年轻时有一股冲劲，勇于闯荡，在荷兰，凭着他的聪明和干劲，谋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也有可能吃了不少苦。
据陈彬先生记载，20世纪20年代，很多华人在荷兰船公司工作，大多数是做推煤烧火的工作，这是轮船上最辛苦的工作，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很多荷兰海员不大愿意干。烧火工人工资在1920年约在80至100荷盾月薪，至1930年逐渐减少至每月仅有50至60荷盾，远不如在英国船公司的工资[4]。有些有能力的华侨凭借自己的本事站稳了脚跟，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唐人街、洛塘（Rotterdam）唐人街等华人聚居的地方，开起了水手馆、酒楼、杂货店、小商店、客栈、洗衣店、理发店等。1930年在荷兰的浙江小商贩被荷兰人称为‘MARSKRAM’。青田人有一千多人散居在荷兰各大城市，经营纺织品及各种华人所需的商店和小客栈，大多数是乡亲居住在一起互助照顾。[5]
华人水手馆作为荷兰船公司和华人之间的媒介，一方面为荷兰船公司介绍华侨海员工作，一方面对华人船员进行盘剥，要扣留船员第一个月工作作为酬金。[6]华人水手馆一经出现后，很快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有3000多华人在荷兰船公司当船员，并跟着到阿姆斯特丹唐人街。[7]
太太爷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同乡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到了荷兰。一开始两眼一抹黑，太太爷大概率也只能寄宿在华人水手馆，遭到盘剥。后来是不是也当了最辛苦的推煤烧火的水手？或是利用聪明才智交了朋友、开了小店？苦难是最好的成长，太太爷在荷兰的创业中或许有不少高光时刻。可惜在陈彬先生的《荷兰华侨简史》中没有找到太太爷的记载。
三、王克真的海外抗日历史还原
根据青田侨联提供的第五份史料可知，1939年，太太爷加入的是荷兰阿埠华侨救国会，“阿埠”即阿姆斯特丹，当时他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概率比较大。据陈彬先生简历可知，他于1933年从德国来到荷兰，1933年至1945年在海牙、洛塘等城市拼搏，他对阿姆斯特丹掌握的史料不如洛塘、海牙翔实。因此，陈彬先生在书中所记载的洛塘华人商店非常详细，具体到店主姓名，而阿姆斯特丹唐人街则没有，自然也找不到王克真的姓名。在“1950年前荷兰华侨主要事业”“1945年前荷兰华侨中国餐馆业”记载中，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都是规模较大的商店和酒楼，没有提到王克真。
多年来，太太爷可能没有创下太大事业，但也应小有积蓄。从青田侨联的7份史料中也可以看出。7份史料中有5份提到太太爷的抗战捐赠，有捐赠防毒面具二盾五角，捐赠前线战士寒衣两件，先后捐助《祖国抗日情报》办报经费五方[8]、十方、五角。他捐赠的数量不是最大，但都慷慨解囊，尽己所能。如果囊中羞涩，也是没有办法支持他的爱国行为的。太太爷和很多青田人一样，走得再远也时刻挂念家中亲人，经常寄外币帮助家中周转度日。20世纪50年代，太太爷从荷兰寄回家的一笔外汇因路途周转、所托非人而寄丢了，一直让家中引为憾事。
如今，从我们后人所掌握的有限史料看来，太太爷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无疑是1937—1940年荷兰华侨团结抗日这一时期。
1936年9月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抗联），在当时欧洲是极为重要的抗日爱国组织，承担着推进全欧侨胞统一救国工作的重任。它的成立离不开陶行知、吴玉章等重要民主人士、革命领导人和众多欧洲爱国华侨的努力。全欧抗联成立后，在吴玉章创办的巴黎《救国时报》的帮助下，开展了许多重要工作，比如在欧洲创办《联合战线》《反帝斗争》《中国青年》《祖国抗日情报》等多种爱国报刊；全力促进全国“一致抗日”，召开常会，发动各团体“扩大发动募捐运动”；组织回国参战服务团；邀请知名人士演讲，扩大反日统一战线内容等。
青田侨联提供的后面5份史料都来自于全欧抗联编印的《祖国抗日情报》，其中第二、第四份史料里都提到了王克真参与全欧抗联的重要内容。太太爷对这一份报纸也是倾力相助，该报5份史料中有3次《捐助本报经费鸣谢》里都提到了“王克真”。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抗日军兴，旅荷华人大团结，组织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总会设在Amsterdam领事馆，在Rotterdam（洛塘）、Amsterdam（阿埠）、DenHaag（海牙）和Utrecht（乌埠）四大城市成立抗日救国会分会，分理附近各区募捐工作。[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