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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峰山公园位于顺德新城区西北部太平山麓，是顺德“新十景”之一。顺峰山上明代建起太平塔和青云塔，自此顺德科举鼎盛、文人辈出。本期发现，文化学者李健明先生解读黄士俊高中状元背后的故事、学田、文社、书院等。
大魁天下
顺峰山双塔于明代建成后，倪尚忠聚集乡中出类拔萃者亲授道业，殷殷期待这些学子能青云直上，金榜题名。
在众多默默倾听士子中，当时只是秀才一名的黄士俊雄心自起。
黄士俊（1570-1654年），字亮垣，号玉侖，晚号碧滩钓叟。七岁能诗，读书右滩鹅山绿竹亭。聆听倪尚忠谆谆教诲后的次年，即万历癸卯（1603年），黄士俊得中举人。正准备上京会试的他，得知伯兄病重，于是放下一切，急赴远方，亲饲汤药。伯兄去世后，黄士俊安妥善后，有条不紊，此时，科举已误，黄士俊不以为悔。其高义醇德，深得乡里称颂。1607年，黄士俊上京应试，高中状元，此时离青云塔落成刚五年，倪尚忠话语仍绕耳畔。据倪尚忠儿子回忆，当父亲得知黄士俊大魁天下这一消息，大喜注心。此时，他正在吉洲任上。
倪尚忠出任顺德知县时（1598年），黄士俊尚是秀才一名。他目睹倪尚忠自奉简朴，不务浮虚，公共治理，倾心尽力，不避权贵，外夷内强，密理疏目，严宽得法，接士以礼，待老如仪，深为敬佩，更深刻影响他日后为政风格，或许，这才是倪尚忠对黄士俊最大的意义。
因而，崇祯九年（1636年）身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黄士俊得到乡先辈来信求碑文时，欣然写下《前顺德县倪公遗爱祠碑记》。
黄士俊回忆，当时倪尚忠对他们说：“由兹而腾踔，公车洊登，玉署嗣美，宰辅当倍于前。”令黄士俊更砥砺自奋，超越自我。次年便得中举人。
他还记得，倪尚忠在塔钟铁铸上镌刻铭文：应在丙丁，风气闳宜，人事响应，公操之若券矣。“丙丁”所指是丙午（1606年）或丁未年（1607年），黄士俊丁未年高中状元。暗合丙丁预言。人皆称异。
黄士俊一生清正，远离是非，量力苦谏，心忧家国，他得见魏忠贤把持朝政，大事难为，再加上宰辅掣肘，进退维谷，他深知国事日非，大势难挽，只得独善其身。他为官三十年，三度辞官归里，可见其复杂踌躇的内心世界和对时政的失望。
甲申国变后，黄士俊参与南朝绍武政权，得获官职，未及施展，清兵破城，绍武帝赴国死难，黄士俊、何吾驺等人削发易服，归降清军，士林震动。二人后悔不已，后说服李成栋率军投奔南明永历帝。顺治十年（1650年），清军反攻，永历帝远逃云南，黄士俊已八十高龄，走动难便，于是归隐故乡，居楼不下。八十五岁悄然去世。
黄士俊历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悲喜巅峰，又遇到检验人生价值自我把握的历史机缘，折射出人性的多元与时代的特色。
科举鼎盛
祭田的出现可源于更早的形式：学田。
明万历元年（1573年），知县刘尧臣将当时宝林寺一带，即如今百佳商场附近的三百多顷田地辟作学田，所得租金供应当时穷困书生。细读原文，待遇颇优厚。如“月考生员茶饭果饼，每月百人，每人约银一分，合用银一两正”。即每位生员可得白银一分作伙食补贴。当时0.7两白银可买上品绸缎一匹。白银一分确可略作帮补。另外，“乡试之年，科举生员中有贫难者，除均平路费银伍钱外，每人另给银伍钱”。同时，学田赞助资金细致写道：“生员常年不能成婚，亲终不能安葬者，取具同会结状，每名给银三两正，申请周给。”在清晰解读出当时身无功名的生员若无家庭赞助，则女子不得青睐，父母安葬也无法凑资。但又激励奋起攻读，金榜题名。明清两代，政府、机构、家族、私人捐献的学田有效支撑着顺德教育的推进。
凤山书院作为官方教育机构，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后经清代数次大修，到清光绪年间，聘请当时名儒李翘芬、何国澧等人担任院长。当时正课生即有学位的学生45人，附课生，35名。正课生“膏火费每人每年白银二十两”，当时白银一两相当于今天200元左右。附课生则没有膏火费提供，但是考试成绩出众者就给予奖励。光绪年间，顺德出进士40人，举人260多人。虽然并非所有进士举人都出自凤山书院，但政府书院对人才的培植功不可没。
民间家族的支持也是科举鼎盛的有力支撑。杏坛昌教黎氏族谱中，对族内子弟读书和获取功名的奖励条理清晰而具体。“童生应试卷资五两七钱六分”。童生即尚未考上秀才的生员，家族照样发给费用。“廪生花红银十两”。廪生即岁考获得一等的秀才。“考生中式花红银三十两。解元加十两”。就是考中举人就有三十两奖金，第一名则加十两。此外，“会试京行银五十两。进士花红银一百两。会元加三十两。进士殿试朝考卷资钱五十两。榜眼谈话花红银二百两。状元花红银四百两。三元花红银一千两”。黎氏家族重金投资教育，最终锤炼出大批英才，如贡生、举人、进士黎荣翰、黎宗葆、黎国康、黎国廉、黎如玮、黎昌禧、黎庆恩，构成一个书香绵绵，科名鼎盛的家族。如此重视教育的家族，在顺德比比皆是。
顺德各处也因政府、民间与家族的联合支持，形成鼓励攻读，潜心诗书，百战不挠，自我超越的社会氛围，令顺德教育渐入正规，更出现“人才蔚然称盛”的景象。
从建县到清朝结束，顺德虽仅有458年科举历史，但涌现出文进士267人，武进士111人，文举人2012人，武举人394人，太学生1340人。其中文状元2人，文探花1人，武状元1人。解元，即全省举人第一名共23人。
人才的大量涌现，有力促进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经济、科技、艺术的发展，而双塔后顺德的科名鼎盛，与其说是文塔所造，更精确地说是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切实推动。
青云文社
以捐地助学，辟作学田的始创人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龙山人梅本森。他去世前叮嘱其子代捐一片学田，令生员潜心读书，衣食无忧。
青云文社这种融合个人捐田赠资，机构运作，以赢馀资助教育的模式，逐渐超越个人、家族的局限，实现着集体力量助学扶困，信息沟通，疑义相析等联袂共进的功能。
清末，红巾军起义，县城动荡。大良人、进士、担任太常寺卿，主管宫廷礼仪的龙元僖在1855年主办顺德团练总局。下属几个部门，包括东海护沙局和青云文社。
龙元僖初借龙氏云麓祠作办公场所，后买鉴海路三株松吕姓巷内住宅，更着手筹办推进青云文社结构。一直获得东海护沙局等机构资金支持的青云文社，实施选举管理人员和科举人士协办的模式推进其运作的高效与参与者的多元，渐渐突破大家族管理的单一局面。
清同治四年（1865年），青云文社开创捐赠文武生员印卷金的项目。印卷金就即生员赴省城考试费用，这对于家境清寒的学子无疑雪中送炭。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云文社为任职京城的顺德官员赠送炭金、文武科甲花红金、递年书金、弓箭金。其中翰林白银四百两、主事二百两、中书由进士点者二百两、由举人点者一百两。翰林、主事、中书为清贵职务，但主管文翰案牍，地位升迁，最为快捷，如状元梁耀枢，初任翰林，后官至詹事府詹事；黎兆棠初任礼部主事，后官至福建船政大臣、光禄寺卿；李文田初任翰林，后官至工部右侍郎。足见他们捐助目标的多元性和切实性，但都能切实解决了大多数从乡村走向京城的顺德人打开生命历程关键一步的诸多困拙。而青云文社更将顺德、朝廷、个人、自身的关系融为一体，大家彼此共进中实现着目标的效益最大化。
金榜题名
团练局撤销后，公产拨入青云文社。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青云文社增加“公车田亩”。此费用资助赴京会试的举子。顺德距北京山长水远，当年黄士俊、李文田因上京费用不足而愁肠百结，屡遭白眼，所幸金榜题名，一吐悒郁，而绝大多数举子名落孙山，布衣空染洛阳尘更是身拙人困，公车资助无疑绝渡逢舟，暗室见灯。
县令李家焯扩建凤山书院，青云文社捐资一万八千两白银，落成后，每年固定拨出费用一千两白银用于生员基本费用。科举取消后，青云文社将资金转入新式学堂的建设发展中，主理其事的仍是一批科举人士，如龙景恺、周廷干、梁锡庠、周朝槐、李彝坤、连作霖等，后来他们都是1922年续修县志的骨干成员。其总攥大洲人周朝槐为乙丑科进士。他主纂其事，可见他们的文化倾向与教育情怀。
1929年青云文社由代表选出委员，他们来自前清举人、中小学和教育届人士，连作霖、陈器范、梁成章任常委，常委组成“管理树墩那青云文社委员会”。其中陈器范成为顺德中学堂校长，后任顺德释放讲习所校长和图书馆馆长。
抗战期间，周之贞、伍蕃、何彤、冯焯勖、郑军凯、郑彦棻等人捐资组织“青云儿童教养院”，聘请老师，供养师生费用，以延续顺德的文化精神内核。
青云书院
1942年几百名难童经勒流、南海九江、西江最终到达四会的丁家祠和白土吴家祠。陈器范、廖士芳等老师陆续抵达。后迁到广宁县八区荆让乡东部佛仔堂，如今此处为四会市江谷镇佛仔堂。
他们建校舍、挖水井、造厨房、筑球场，更搭建图书馆、纪念馆、大礼堂，自己种植耕作，开荒辟地，平时读书学习，适时锻炼身体。
周之贞介绍日军侵华暴行，为这批儿童撑开一片生命与思索的空间。周之贞更四处筹措资金、药物、谷米、日用品。
入读的学生大多选拔拥有家庭教育背景的生员，目的是为国家保存元气，因而他们大多机敏灵活。由于条件恶劣，疾病频发，所幸医生悉心救治，多能茁壮成长。1944年因经费无继，学员分送曲江、连县、南雄等地外，其余204人回到陈村欧氏大宗祠作校址，称“青云中学”。1947年改称“岩野中学”，后又改回“青云中学”。1957年更名为顺德县第二中学。1968年更名“陈村中学”。1984年复改名为“青云中学”。
抗战中的这段教育历史，折射出顺德文化中坚韧、沉着、乐观、奋进的内在精魂以及事不避难，万折必东，无坚不摧的文化精神和巨大力量。
（文/李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