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心脏，一般情况下首都及其邻近地区（首都圈）也是一个国家最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发展上的差距，而韩国在这方面的差异尤其大。韩国首都圈和非首都圈之间的差距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大的，甚至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以至于有韩国人说非首都圈地区是“首尔共和国”的“殖民地”。那么，这种首都圈和非首都圈之间的巨大差异，即所谓“京乡差异”到底有多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韩国的“京乡差异”有多大？
大多数国人对韩国并不陌生。韩国国土面积不大，约为9.9万平方公里，人口刚刚超过5000万，而首尔有1014万人口，换句话说，韩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首尔。由于近十几年来以首尔为中心的轨道交通的发展，首尔与附近的京畿道逐渐融为一体，被称为首都圈地区，首都圈地区居住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约为2500万。韩国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都有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当中国在两大传统节日出现人口大移动时，同样的景象也在韩国上演。
韩国首尔的商业街首尔不只是人多，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舆论等多方面来说，首尔都是韩国的绝对中心城市，有一大串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尽管韩国政府很早就将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迁到京畿道的果川市，后来又通过国会立法设立了世宗特别自治市，将一些政府部门迁到那里。但是，仍有80%以上的中央政府机构设在首尔。
作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就2014年经济数据看，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首都圈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7.8%，也就是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近一半是由首都圈地区创造的。而且，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多数企业都集中在首都圈地区，与企业集中分布相对应的是，全国研究人力中的60%以上也集中首都圈地区。类似的数字还很多，而这些经济数字都显示，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地区（面积只占全国的11.8%）占据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也难怪在韩国有“首尔共和国”这一说法。
文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首都圈，有许多博物馆、美术馆等高品位文化设施，尽管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地方城市的文化体育设施有很大改善，但是大型文化活动或高品质文化活动都是选择在首尔举办。如果你是音乐爱好者，要想观看外国歌手或外国乐团，特别是知名乐团演出的话，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到首尔去。
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就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来看，无论是首都圈地区还是非首都圈地区，基本上都能满足适龄者就近接受教育的需求，尽管在教学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高等教育方面，韩国全日制综合性大学在地理上的分布都存在向首都圈集中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的综合实力的偏差。在2012年韩国高等学校评价中，排名前50位的大学中33所大学为首都圈大学，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则有15所大学位于首都圈地区。韩国国内最好的大学被称为SKY大学，其实就是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Korea University和Yonsei University（延世大学）。SKY大学在韩国的高等教育中独领风骚，但这三所大学的招生数毕竟有限，除此之外的不错的大学，无一例外都属首都圈大学。而非首都圈的大学则被贬称为“地杂大”，即地方上鱼龙混杂的大学。对于韩国学生来说，首都圈大学是首选，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聚集在首都圈地区，以至于这里集中了韩国近一半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都会选择留下来，鲜有人会回到故乡，导致非首都圈地区的精英不断流失。
首尔市区大学分布图除此之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首都圈和非首都圈都存在巨大的落差，据韩国媒体报道，非首都圈的管道煤气普及率明显低于首都圈地区，自来水水质也较差，诸如此类。
巨大的“京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问题，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首都圈地区生活成本上升，非首都圈地区发展缺乏动力，而且还导致首都圈地区和非首都圈地区在诸多方面产生矛盾，严重影响了韩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京乡差异”何以形成？
“京乡差异”何以形成？韩国学者，特别是行政学科的学者从经济发展理论、国土开发计划、政治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也提出了不少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京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作为第一代君主的李成桂为了摆脱旧王朝、开创新王朝的新局面等诸多因素，选择了“四面高秀, 中央平衍”的汉阳作为新王朝的都城，初名汉阳府，迁都此地的第二年即1395年更名为汉城府。汉城作为国都，在早期并不为知识精英们特别看重，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汉城则成了知识精英们心目中的福地。
张混是生活在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的学者、诗人，尽管其身份地位并不高，只是中人（介于两班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出身，但其学问却为两班学者所认可，与同时代的洪弼周、金祖淳和金正喜等多位官僚学者均有交往。他在《平生志》一文的附录中列出了他心目中的人生八种清福。其中位居第二位的清福便是“居京都”，也就是居住在国都汉城，由此可见汉城在当时知识精英心目中的地位。而在同时期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丁若镛看来，汉城不仅是福地，简直就是圣地，知识人离开汉城就会堕落为“村氓”。
丁若镛在《示二儿家诫》中写道“中国文明成俗，虽穷乡遐陬，不害其成圣成贤。我邦不然，离都门数十里，已成鸿荒世界，矧遐远哉”，也就是说，中国各地的文明差异并不大，虽出生生活在穷乡僻壤也不妨碍成为人才，但在当时的朝鲜就不同了，离开国都汉城数十里就是一片洪荒世界，更何况偏远的乡野。不难看出，在丁若镛的心目中汉城是独享文明的空间，与地方截然不同。后来，丁若镛因天主教事件被移配至全罗道康津，他告诫两个儿子，不必陪他到康津，留在汉城或距汉城10里以内区域。如果家道中落，也要生活在近郊，耕田种菜维持生活。等到家里有一定财力，还需移住到汉城之内。倘若不忍一时之忿离开汉城流徙到地方，那么，终将会沦落为村氓。
十八世纪晚期以后，国都汉城已成为特权化的文明空间，而地方则被认为是鸿荒世界。汉城出身的官员不愿到地方上任职，即便是被派至地方任职，最后还是要争取回到汉城，而出身地方的官员，一旦进入汉城为官，在有生之年是不会离开的。正像朝鲜王朝时期学者许筠说的那样，“外居宰相，吾见出自西小门者，未见有从南大门而出者，盖仕宦于京者，至死不出故云云”。也就是说，出身地方上的人做了宰相，只见其灵柩从西小门出去的，从未见到活着走出南大门者，因为在京为官者，是不会活着离开京城的——汉城有东西南北四小门和四大门，四大门供生者出入，四小门则供死者灵柩出入。
为什么当时的知识人如此看重国都汉城？这是因为作为国都的汉城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已被特权贵族所独占。拿当时的科举来说，科举出题时会采用汉城士子熟悉的骈俪文文体，而地方士子在准备科举时重点则放在了赋和策上，即便地方士子了解到这种出题倾向想要学习骈俪文，在地方上都找不到这样的老师。即使地方士子侥幸考中进士，也很难谋得一官半职，最终也只能终老乡下。当时文臣李家焕曾写道：“每进士试讫，上临殿发榜，二百人者，悉入庭中，抑首听胪唱，拜受敎旨，怀而趋出。盖鴈行而进，鱼贯而退，无以异也。及出殿门，在京若近京者，大率次第注官，仕至令长或牧伯，鲜衣怒马，享荣利，终其身。在遐远者，卽促装还乡，不过衣襕衫一领，戴软巾一顶。拜家庆，省坟墓，遍谒所亲知，家众欢笑，巷陌耸观，旬日而止。虽有茂才异等，皆以布衣，伏死于岩穴。”由此可见，汉城已经成了特权化的空间，这里的机会只会向居住在汉城的人们敞开大门。
如此这般的国都形象在朝鲜知识人的心目一直持续着。被日本吞并后，原来的京城成了殖民统治的中枢，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以及向世界展示、宣传殖民统治带来的福祉，日本人修建道路，整治街区，京城街头不断涌现出各种近代建筑。京城逐渐成了一个繁华的近代都市，就连这一时期到此旅行的中国人都赞叹不已，“京城新式街道，是异样的繁华”。而且，其繁华程度甚至不输于殖民母国的首都东京——“京城气象，视东京毫无逊色”，如此一来，京城与地方上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
20世纪初的汉城大韩民国建立后，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作为首都的特别市仍是韩国最发达的地区，吸引着各地的人才涌向这里，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当时的政界人士也认识到这一问题，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963年被任命为首都市长的尹致瑛在就任时提出其施政目标是把首都建设成明朗的都市、整洁的都市和生活便利的都市，但就任后却没有推进任何计划。在一次国政监察时，一位国会议员批判首都的都市计划进展迟缓，作为市长的尹致瑛答辩称：“您说得很好。我也知道怎么建设一个好的都市。首都没有推进任何都市计划，就这样无数的人还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如果我真的把首都建设成美丽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