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博古向张闻天交权的“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对于这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学术界以前基本没有异议，但在何地召开，学术界则意见不一。通过对“鸡鸣三省”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土城会议所需要的在开会地点需停留一整天以上的时间条件和中共中央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分析、探讨，结合对中共中央、军委当时发出的电报等档案资料和有关会议资料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1. 博古、洛甫交接班的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开会的时间应是1935 年2 月4 日白天。2. 史学界所说的“鸡鸣三省”会议，包含了中央常委分工会议和张闻天主持的中央和军委讨论中央苏区问题的会议。3. 会议召开的地点应是石厢子。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博古向张闻天交权的“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对于这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学术界以前基本没有异议，但在何地召开，学术界则意见不一。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说，二是四川叙永县石厢子说，三是贵州毕节林口镇迎丰村（现改为“鸡鸣三省村”）说。尽管学术界以前对“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日期并没有分歧，但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日期问题，产生了大家对会议地点在哪儿的不同见解。故此，笔者根据所见到的资料，试对“鸡鸣三省”会议的日期和地点进行考证，敬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学术界对“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分歧产生的缘由
探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必须首先弄清产生分歧的缘由。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时间，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1935 年2 月5 日。这个时间来自1983年2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 年2 月5 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1]271984 年9 月，该报告对这个结论又稍微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1935 年2 月5 日”改为“2 月5 日前后”，“鸡鸣三省”改为“鸡鸣三省一带”。[2]132同年11 月25 日，胡乔木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成文时间的考证致陈云信中采纳了这一说。信中说：“提纲内讲到以洛甫代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事发生在2 月5 日前后，地点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据恩来同志72 年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3]250尽管胡乔木采纳了这一说，但权威的党史著作仍采取“2 月5日”说，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修订本）等。只有《周恩来年谱（1898―1949）》仍采用“2 月5 日前后”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报告中博古交权“2 月5 日”说主要来自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及当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4]43陈云这段话，给出了博古、张闻天交接一个大跨度的时间段，虽然不具体，但划出了一个范围。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5]68,69周恩来的讲话，把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地点具体明确为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但没有时间。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遵义会议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 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6]129李德的回忆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时间，但没有明确是2 月的哪一天。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参与调查的同志通过红军长征时期的电报、日记和到当地考察，认为博古、洛甫交接的时间为1935 年2 月5 日，地点开始为“鸡鸣三省”村，后改为“鸡鸣三省一带”。为什么这样改？据1984 年云南省参与调查的人员事后写的调查报告中说：“查民国初年地图，岔河标为‘鸡鸣三省’实为泛称，即指三省交界周围的村寨，大体是形容能山水相望、声音相闻之意，距离过远就不叫‘鸡鸣三省’的范围了。”[7]7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1984 年8 月曾到云南调查，回京后邀请了部分曾在中央总部工作过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对确定“鸡鸣三省”提了几条参考意见，其中一条为：“旧地图上标明的‘鸡鸣三省’，位于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的地方，又称‘岔河’，只有一户摆渡人家（当年是三户），周围峰峦环绕，悬岩峭壁，红军长征时并无部队在此驻过，因此，恩来同志所说的‘鸡鸣三省’，可能是指周围的村寨。似可以岔河为中心，由近及远来回忆。”[7]73可见，由于进一步调查不能确定周恩来1972 年讲话中的“鸡鸣三省”为哪个村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 年9 月的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又将“鸡鸣三省”改为“鸡鸣三省一带”。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的调查报告，花费了大量功夫，收集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对过去鲜为人知的博古、洛甫交接班的“鸡鸣三省”会议给出初步的调研成果，对于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研究红军长征史、党史，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这个调查报告对“鸡鸣三省”会议给出的时间是1935 年2 月5 日，而这一天中共中央是行军的，即从此处出发到彼处宿营，并且给出的地点是一个区域范围，即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没有更为确切的地址；同时，关于博古、洛甫交接的原因，也只讲了一句“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出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