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即将颁布撤县设市文件”的消息，又一次不胫而走。
《决策》记者梳理2016年的行政区划调整信息时看到，2月16日，国务院批复西藏自治区撤销山南地区设立山南市；5月12日，国务院同意撤销江西省星子县，设立县级庐山市；7月22日，上海市举行“崇明撤县设区”工作大会；7月31日，天津市最后一个县蓟县也华丽转身为蓟州区；9月30日，浙江省撤销宁波市江东区，将鄞州区部分乡镇、街道划归海曙区管辖；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
不管是撤县改区还是撤县设市，两大关键信息浮出水面：一是行政区划调整十分密集，二是多集中在县级行政层面。由此，已经“冻结”长达20年的“撤县设市”会不会再度重启？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关注的焦点。
起落20年
“撤县改市”的序幕，最早于1983年拉开。
背景是在1981年，当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的论述中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很快，仅在1983年，就有31个县域改为县级市，并新设了7个县级市。从1983年到1986年，是第一波高潮。
时间推至1993年5月，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即在1986年国务院批准试行的撤县设市标准基础上另作修改，明确了适用范围、人口总数、经济指标等。
至此，“县改市”正式进入井喷期。截至1998年底，我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个为县改市。现在人们熟识的浙江义乌市和桐乡市、安徽桐城市和宁国市，都是赶乘这趟车而改市的。
但这项当时跨步前行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在1997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叫停——“暂停审批县改市”。
关于叫停原因，华东理工大学研究员杨君曾深入研究：“县改市初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计初衷，克服了切块设市模式的弊端，与8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达成了契合。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的盲目跟风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方面出现‘假性城市化’，有些市区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据主要比重，基础设施和规划仍然围绕农业进行，市郊的发展与城区的发展失衡等一系列泡沫现象；另一方面，市级权限给有心之人带来